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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如何成为一种商品乃至碳货币的?

2021-11-25 10:35
路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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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

根据人民银行答记者问的内容,重点支持的是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三个碳减排领域,而具体的支持方式,是鼓励金融机构在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前提下,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内的各类企业提供碳减排贷款。然后,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申请资金支持,而人民银行按贷款本金的60%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利率为1.75%,期限1年,可展期2次。  

除传统的金融操作之外,央行还要求,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申请碳减排支持工具时,需提供碳减排项目相关贷款的碳减排数据,并承诺对公众披露相关信息(金融机构参考碳减排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报告或市场认可的专业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以及贷款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计算贷款的年度碳减排量)。 当金融机构获得央行再贷款之后,需按季度向社会披露碳减排领域、项目数量、贷款金额和加权平均利率以及碳减排数据等信息,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人民银行将会同相关部门,通过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核查等多种方式,核实验证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大多数人可能觉得,这不过是央行在金融层面支持企业节能减排的一个小政策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也有人说了,历史上的大多数重大事件,常常起于毫末之间,甚至常常被当时的人们所忽略,而过了一段时间来看,它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就说人民银行的这个决定,从政策层面看,是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绿色低碳领域,但如果从货币派生的本质来看,有可能意味着一种崭新的基础货币派生形式:碳货币。

所谓的“碳货币”,就是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基础而派生或发行的货币,而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又是如何成为一种商品乃至碳货币的呢?

这件事情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在日本的京都召开会议,人类对于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达成科学共识,于是大会上确定了目标:“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

有目标,当然也要有行动。当时的与会各国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其中明确要求: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碳减排义务。 2005年,《京都议定书》开始生效,欧洲给众多企业限定了逐年度的二氧化碳减排指标,但有些企业能超额完成任务,而有的企业则不能完成目标。

于是,就需要采用市场化的手段,让那些不能满足减排要求的企业,从有富余减排指标的企业购买排放权。二氧化碳排放权,就此变成一种可供市场上企业买卖交易的商品,从而形成了碳交易。2012年,中国也开始承担碳减排义务,此后也逐渐形成了多个碳交易试点。

目前,全球主要的碳交易市场包括了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英国排放交易体系、澳大利亚的欧洲国家信托、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等,而加拿大、新加坡和日本,都先后建立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机制。 根据ICAP(全球碳行动伙伴组织)统计,2019年全球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额达到780亿美元。下图就是2010年以来几个典型市场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价格变化(美元/吨)。

2019年,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为340亿吨,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全球碳排放下降到320亿吨,而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伊朗、德国、韩国、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10个国家,合计占了总量的69%——其中,中国以99亿吨的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比后面2-6名的总和还要多,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总量的31%。

在这种背景之下,2020年,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到了2021年3月的“两会”上,碳达峰、碳中和正式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碳达峰”,是指我国承诺,到2030年之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碳中和”,是指在一定时间内,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途径,抵消自身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2021年7月16日,在多年区域试点的基础上,中国正式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首批纳入市场的2000多家发电企业可入场参与交易。

根据国家安排,注册登记系统设在武汉,交易系统设在上海,当日二氧化碳排放权收盘价达到了52元/吨。 鉴于中国是当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首批入场的2000多家发电企业,又是中国最大的碳排放企业,这意味着,中国碳交易市场一启动就有40亿吨碳排放权可供交易,这也意味着这个市场刚一成立,就是全球最大的碳金融市场。

在电力行业的基础上,不久的未来,中国将逐步将钢铁、建材、石油、化工、采掘、有色等行业的碳排放权都纳入碳交易体系,最终覆盖的企业二氧化碳年度排放量将达到70亿吨,占到中国年度碳排放总量的70%。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11月12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已有120天(79个交易日),总体运行平稳,单日成交量屡创新高,全国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到2491.42万吨,累计成交金额11.06亿元。 以上,就是人民银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整体背景。 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一下人民币的发行机制。

1994年以前,人民币印刷的基础,主要是央行的“再贷款”和“再贴现”,还有一小部分来源于从出口企业或侨汇收入那里得到的外汇,但再贷款和再贴现的占比在80%以上(银行用企业贷款做抵押,到央行来申请借钱,这就是“再贷款”;银行用企业的票据找央行借钱,那就是再贴现,说白了,就是央行根据政府和国有企业贷款需要凭空印钞)。

1994年,中国实施汇率并轨改革,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凭空印钞的方式开始得到遏制。接下来,随着民营企业出口创汇能力的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快速增加,以外汇做抵押而印刷的基础货币规模越来越大,而再贷款和再贴现的规模则保持不变,甚至持续变小,由此导致人民币的发行基础,逐渐过渡到了外汇储备为主。

说明:再贷款和再贴现,主要体现在“对银行债权”和“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中。

到了2005年,外汇持续流入,水量充足,按照汇率折算的外汇储备总额,甚至远超人民币基础货币总量,人民币再也不需要“凭空印”;为了控制货币发行,央行甚至需要发行央票来回收基础货币,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14年——当时,市场上80%以上的人民币基础货币,都是用外汇储备做抵押而印刷出来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人民币,你拿什么抵押给人民” ,就是讨论,历史以来人民币发行基础货币的源头是什么,因发表此文的公众号已被封,若想获取此文请加入小红圈)。

基础货币发行靠外汇,那广义货币发行(信贷扩张)靠什么? 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一方面将房地产列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大力投资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电力以及城市里地铁、供电、供水的基础设施,这成为中国广义货币扩张的两条腿,并一直持续迄今。 房地产扩张信贷(广义货币)途径,主要依赖于城镇居民房地产贷款+房地产企业贷款,而基础设施建设扩张信贷,则依赖于大量国有企业贷款+地方政府平台贷款。

过去的20多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也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广义货币高速扩张,支撑着中国持续提升经济总量。 直到目前,中国的广义货币扩张,基本上还是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这两条腿。

2014年之后,由于中国外汇储备流入减缓,基础货币扩张开始停滞甚至收缩,由此带来了全社会通缩和地方政府债务兑付危机。这该怎么办呢? 央妈开始飙英语了。 2014年,央行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SLF)和中期借贷便利(MLF)这两个拗口的基础货币发行渠道,后来又开设了抵押补充贷款(PSL),并配套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再贷款与常备借贷便利抵押品管理指引》,此举标志着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开始多元化,也意味着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再次转向。

SLF、MLF的抵押品,最开始要求是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AAA级公司信用债。但在2014年底,人民银行在山东、广东开展信贷资产质押和央行内部评级试点,将优质的信贷资产纳入央行合格抵押品范围。到了2015年10月,试点区域的经验被推广至全国,这意味着中国的再贷款和再贴现的大门重新开启。

2014年7月,央行向国开行注入为期3年1万亿元的PSL,用于支持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安居工程、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这是带有精准滴灌性质的一种再贷款——也就是说,各大城镇实施的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安居贷款,成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一个渠道。 2015年5月,中国基础货币发行渠道再度扩容,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文,将地方债纳入国库现金管理的抵押品范围,纳入SLF、MLF和PSL的合格抵押品范围,而鉴于中国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规模,意味着人民币基础货币来源的重大转变:地方政府债务成为新发行的基础货币最重要的来源。

2016年,央行扩大抵押补充贷款(PSL)的对象和范围,创设扶贫再贷款并实施比支农再贷款更优惠的利率。 2018年6月,央行决定适当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新增的担保品包括了:

1)不低于AA级的小微、绿色和“三农”金融债券;

2)AA+、AA级公司信用类债券,包括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

3)优质的小微企业贷款和绿色贷款。

这个决定,意味着涉及绿色、三农的垃圾债,也成为了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来源。 再次放开再贷款和再贴现规模,同时屡次扩大抵押品范围,让中国的基础货币发行渠道从80%以上的外汇,逐渐转向国内的各种贷款和债券,在央妈资产负债表上的体现,就是“对银行债权”的规模和占比,都持续扩大(见下图)。

这一次的碳减排支持工具,其实就是再次扩大抵押品的范畴,因为要求用减排量作为贷款的基础,这就意味着二氧化碳的排放权,成为中国新的基础货币来源。

将碳排放权纳入货币发行,中国并非唯一。 就在几个月前,欧央行(ECB)也曾表示,将进一步将气候变化考虑纳入其货币政策框架,扩大其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宏观经济建模、统计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分析能力,同时在信息披露、风险评估、抵押品框架与资产购买等领域,按照气候因素予以区别对待。 这意味着,欧元也在考虑将碳排放权纳入欧元的基础货币发行。

为应对一直饱受诟病的“漂绿”(Green Washing,企业将自己洗白为低碳环保企业)现象,欧盟委员会表示,将出台新的“欧洲绿色债券标准”(European Green Bond Standard,简称EUGBS),以维护绿债市场。 由此推想,未来中国也很有可能出台自己的绿色贷款或绿色债券标准。 在金本位时期,人们普遍会关注纸币的含金量,有人不免畅想了,未来有一天,人们会不会关注纸币的“含碳量”…… 甚至有人想到,过去中国用外汇做货币基础,而土地和房地产贷款则是广义货币扩张的基础,如果,碳排放权将成为企业贷款的基础,未来的人民币将会紧紧绑定碳排放。

不过,也许是我比较保守,我个人对“碳货币”的前景并不是很看好——虽然我个人硕士专业就是环保这块儿,而且我的同学中,也有不少人从事碳排放这块儿的工作。 短期并不看好的原因在于,当前阶段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价格太低,根本不足以支撑当代天量的信用货币发行,作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过去的4个月里,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总额仅为11亿元,这个规模,不及央妈随便操作一个逆回购的1/N——除非碳排放权的价格,像比特币价格上涨那样,从现在的几十元一吨,上涨到几万元,几十万元一吨,由此再来充当基础货币还差不多,但这个可能性又基本没有(多种几棵树就可以实现碳排放的减少)。 更重要的是,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来说,生存都是第一位的,碳排放权恰恰是在限制人们过上更好更舒适的生活,某种程度上说其实与人性相悖。

你怎么能想象,就在不久的将来,人们愿意为了减少碳排放,不再住漂亮的房子,不再使用高耗能交通工具,不再使用各种高耗能的商品? 远期也并不看好的原因在于,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化虽然有科学证实,但是,这种涉及远期而且非常宏大的概念,其实是非常不确定的,还有很多人根本不认可这事儿(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选择退群),因为各种利益杯葛,各国政府也很难就此达成一致。

更重要的是,从远期看,碳排放权作为一个各国政府所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与当代的信用货币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普通人也很难在心底里把它当成财富存储的载体。如果只是政府在强推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在久远的时间里,很难在人们心目中真正建立信用。 相比被各国政府100%控制在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权,我个人还是更愿意相信比特币、黄金这些非政府的、分布式的资产,更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范围内的货币基础。

声明: 本文由入驻维科号的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OFweek立场。如有侵权或其他问题,请联系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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