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来源：东北证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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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的治理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对于一国政府，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促使产业进行革新，让企业积极参与到碳中和进程中？

从全球范围看，当前主流的碳排放管理一般分为两大类：行政命令与经济刺激。其中经济刺激由于更加“市场化”且灵活性出众，能够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持续做出改进，是最被看好的治理模式，也是我国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

说到经济刺激手段，就得提到“碳定价机制”。所谓碳定价，就是本着“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要求温室气体排放者，为其排放一定量的温室气体的权利支付相应费用的过程。

目前的碳定价机制主要有两种，分别为“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

碳排放权指大气或大气容量的使用权，即向大气中排放 CO2等温室气体的权利。

碳税一般指由政府指定碳价，市场决定最终排放水平，最终排放量的大小具有不确定性；碳交易则是由政府确定最终排放水平，由市场来决定碳价，故碳价不固定。从政策落地看，碳税政策更适用于管理规模以下的排放，且对政府管理能力要求不高；碳排放权交易则更加适用于规模以上的大排放量排放量企业或行业，但相应制度设计难度更大。

图丨华宝证券［7］

碳税的问题在于，它是惩罚性的，难以对企业形成有效的正面激励——而且碳税说到底是一种成本，只要是成本，就有经济账可以算。只要企业超额排放带来的收入大于缴纳的税费，就可以持续的超额排放。这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根本目标显然背道而驰。

举例来说，盖茨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直言，他每年花费700万美元以抵消他个人的碳足迹，其中就包括为私人飞机购买低碳燃料［8］——这个行为无论如何也谈不上低碳，考虑到盖茨一向积极支持环保事业，甚至可以说有点儿伪善。

而碳交易，根据 ICAP（International Carbon 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 的定义，碳排放权交易系统（ETS）是一个基于市场的节能减排政策工具，用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顾名思义，碳交易本质就是碳排放权的交易，政府设置一定时期的碳排放控制总量，再给排放者发放或拍卖排放权额度，并赋予排放权额度的买卖自由，是最为市场化的节能减排工具。

通过将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的市场机制，即鼓励减排成本低的企业超额减排，将富余的碳排放配额或减排信用通过交易的方式出售给减排成本高、无法达到碳排放要求的企业，帮助后者达到减排要求，同时降低社会碳排放总成本。

排放权额度的分配，目前我国有碳排放配额（CEA）与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两种主要形态：

CEA：中国碳排放配额（Chinese Emission Allowance， CEA），是政府分配给控排企业指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1单位配额相当于1吨二氧化碳当量。

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CCER），是指依据《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经国家发改委备案并在国家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能够产生CCER的项目主要包括风电、光伏、水电、生物质发电等，但前提是必须具有“额外性”（项目所带来的减排量相对于基准线是额外产生的），且有适用的“方法学”（经国家发改委备案认可的用以确定项目基准线、论证额外性、计算减排量、制定监测计划等的指南）。

可能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是，即使没有“3060”两个阶段性目标，我国也早已有多个试运行的碳交易所，2021年也恰好是我国开始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第十个年头。

图丨平安证券［9］

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批准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两省五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4年6月起，两省五市碳交易试点全部开始实际交易（2016年还开放了四川、福建两地）。由于是以试点为目的，因此交易所彼此之间的运作模式非常不一样。

图丨放大灯团队整理

但总体来说，早期碳交易试点并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效果。

数据显示，从2013年开始到2020年年末，试点地区配额总量一共分配了约90亿吨，累计配额成交量约4．45亿吨，换手率4．9％，交易非常不活跃［10］。

若从单一年份看，交易同样非常不活跃。2019年七个试点碳市场共分配12．96亿吨；完成线上配额交易量2187万吨，达成线上交易额7．73亿元；线上配额交易量仅占配额分配总量1．69％；同期CCER共计成交3013万吨，仅占配额分配总量的2．32％，甚至有两个交易所交易量为0［11］。

在如今“3060”目标提出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碳排放市场已经已经加速迈向下一阶段，也就是此次将要推出的“全国碳市场”。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的碳交易市场将会区域试点和全球市场并存，但前者将逐渐向后者过渡，且不再建设新的地方性市场。

图丨放大灯团队整理

本次新建的全国碳市场，将以电力系统为突破口，预计在“十四五”期间逐渐纳入其它数个高耗能企业。

根据《2019－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纳入 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单》，首批纳入全国碳市场交易的电力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共2225家，筛选方法是根据发电行业（含其他行业自备电厂）2013～2019 年任一年排放达到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综合能源消费量约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的碳排放核查结果进行纳入，并实行名录管理，重点排放单位排放总量超过3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2019年全国碳排放量比例接近30％。

交易体系方面，全国市场将以碳排放配额（CEA）为主，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为辅。

而排放权，全国碳交易市场在初级将以免费分配的形式，依据“基准法”进行分配。所谓基准线法，是以碳排放强度行业基准值，即某行业的代表某一生产水平的单位活动水平碳排放量，来作为碳交易中的配额初始分配参考指标，即基准线。该方法采用的行业碳排放强度基准值，与“企业的活动水平”的乘积来决定企业所能获得的免费配额数。该方法相对公平，但计算较为复杂。

CCER由于早期未见成效，增量申请在2017年就已经暂定，有关部门也暂时没有重启的计划。目前虽有核证存量可以交易，但短期内仅能作为一种补充手段，且规模也比较有限，在此不再赘述。

根据早期的发改委规划，原本的碳交易市场将会纳入石化、化工、 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共八个高排放行业。但之所以最终仅选择了电力行业，则主要是因为行业的产品比较单一，排放环节比较少，且现有的数据统计体系已经比较成熟，交易所建设最为简单；同时正如我们上文所说，电力行业仍然是我国最大的碳排放源，作为首个试点行业再合适不过。

根据生态环境部给出信息，钢铁行业“十四五”期间将尽早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水泥、化工、电解铝、造纸等行业前期已完成较多的准备工作的行业，同样考虑在“十四五”期间纳入交易市场。

对政府，碳交易是一种高效且经济的排放管理手段。对企业本身来说，碳交易也是促进企业主动升级生产技术的推动力。

就以知名新能源企业特斯拉为例，公开资料显示，特斯拉最近三年通过销售碳排放积分，分别获利4．19亿美元、5．93亿美元和15．8亿美元。而2020年特斯拉全年营收为315．36亿美元，净利润仅为7．21亿美元。这意味着，如果剔除出售碳排放积分的收益，则2020年特斯拉亏损8．59亿美元。［12］

尽管碳排放积分和我国施行的碳交易不完全一样，但其本质相差不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依靠新能源车特有的低排放特点，特斯拉大幅拉高了自身利润水平，弥补了高额研发支出带来的“失血”，而这种模式，在传统碳税政策下无法实现。

但仅有政策支持不足以完成碳中和的事业，相应的产业升级也不可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