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

10月8日，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摘得了这项桂冠。

获奖的两位经济学家，回答了一个长久以来人们的疑问：在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命题上，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并非泾渭分明。两位获奖者正是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相结合，通过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和知识的互相联动，拓宽了经济学分析的范围。

这或许为今后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拓宽了思路：在解决某一个问题时，尝试用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跨界融合的方式，或许会有新的路径。

正如威廉·诺德豪斯开创的气候变化经济学，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设定了研究方向。

气候变化中的经济学

威廉·诺德豪斯，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重量级教授之一，他早年与萨缪尔森（Paul．Samulson）合著《经济学》而成名于世。但他最有影响力的研究领域，始终沉淀在资源环境经济学，包括能源经济系、环境经济学、气候变化经济学等方向。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诺德豪斯就开始了这项学术研究。这来源于当时科学家们的普遍担忧：化石燃料的使用，将会导致气候变暖。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诺德豪斯首创了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通过全局性的定量模型，描述经济与气候之间的相互作用。将能源、环境、资源、气候、气象以及经济学等跨界学科纳入到经济学的解释框架中，形成了一个后来他称之为DICE Model的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的模型。

这个模型是：经济系统在运转过程中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使得生态系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再影响到经济系统，形成一个循环流。

如今，研究气候变化的主流工具——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就是秉承了这一框架，并被广泛用于模拟经济和气候共同发展，用于测试碳税等相关气候政策干预经济的后果。

诺德豪斯的贡献，集中于方法论的提出。尽管这位获奖者无法对问题给出确凿的答案，但这个理论模型，让人类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词中写道：

诺德豪斯和罗默均设计了新的研究方法以解决我们时代最基础、最紧迫的问题，探究如何创造长期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增长。

诺德豪斯还认为，人类在面临气候变化影响时，应以渐进式的政策予以应对。这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斯特恩（Stern）的激进结论迥然相异，其核心思想已为美国政府所采纳，是美国各届政府出台应对气候变化各项政策的理论基石，并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施加深远的影响。

理论模型

经济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其切入气候变化议题的起始点在哪里呢？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当这一概念甫一提出，人们充满了狐疑和不解。

当时，人类经济活动对大气、生物的影响已初现端倪，诺德豪斯在这篇写于1977年的文章（Economic Growth and Climate： The Carbon Dioxide Problem）中提出：

人类经济活动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事实上，这篇文章很短，却对二氧化碳的特性、减排的国际合作、政策手段、不确定性等相关问题，都有所论述。文中所表述的许多忧虑，近30年来逐渐在现实中一一呈现，比如国际合作的艰难性、分析研究中的不确定性等。

对于不确定性，诺德豪斯给出了两点理由：

一方面，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必须经由经济系统才可起作用；另一方面，气候变化也会对经济系统的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出发生影响，比如干旱导致粮食歉收。

实际上，提出这一论断，诺德豪斯和他的团队，花了15年左右的时间。作为经济学家，他们需要了解生态系统运行方面的大量知识，并对如何取舍以放入模型做出判断。

这一模型蕴含了深邃的道理，自然学科在做预测时，往往使用简单的外推法，比如把二氧化碳排放量与GDP相挂钩，就忽略了微观主体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例如：气候如果变得干旱了，农场主可以不种植小麦，而改种对水分要求更少的玉米。

可见，自然学科在探索地球生态系统的规律上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涉及到遏制气候变暖的政策实践，就绕不开经济学。

在诺德豪斯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开始将整个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判断有效的碳减排方案。

后来的DICE Model模型，在接近现实的程度上更进一步，将世界分为了10个区域，像美国、中国这样的碳排放大国为一个独立区域，其他的区域则包含了多个国家，它们在一定的博弈环境下做出选择，分别对应了完全不合作、有限合作、完全合作三种情形。

这几乎预言了历届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碳排放责任的“气候博弈”。

碳税的指引

在碳减排的机制设计上，诺德豪斯也多次表达了自己的主张。他把常见的碳减排手段分为三种：行政管制、数量许可证和相应的交易市场、以碳税为代表的价格机制。

1997年，京都议定书采用了数量许可证的方式，来约束各国的碳排放行为。但诺德豪斯认为，像京都议定书那样的数量控制型框架，避免不了效率欠缺的问题，要达到有效率的结果，还需要借助价格机制——碳税。

碳税是碳排放的隐含价格，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加速增加。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可以通过碳税与能源价格的比较，以做出更低成本的选择。如果政府出台碳税，企业可寻求替代能源，从而在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的同时，维持GDP增速不放慢。

正是在这一理论框架的指引下，全球碳汇交易从无到有，从理论到实践，开启了探索的步伐。

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已经在近年悄然启动。

2017年12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印发，明确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

例如，在同一个月份，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绰尔林业局与浙江华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完成一笔金额为40万元的林业碳汇项目交易，这一项目的碳减排总量为138．7万吨，这是我国最大国有林区——内蒙古大兴安岭第一笔林业碳汇交易。

目前，中国碳交易正在进行基建、培训方面的准备工作，预计将于2020年全面推开。随着时间推移，买卖碳汇将是能源和生态企业常态化交易项目，购买碳汇，将成为工业企业的大宗采购商品；而出售碳汇，也将为生态企业带来丰厚回报。

你看，从理论模型出发，人类在解决资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已经实现了重大成果，尽管这一进程并不顺遂。

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所阐述的那样：

经济学的核心是配置稀缺资源，当自然要素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而我们的知识，将决定我们如何解决这些约束问题。

作者：赵口袋，资深媒体人，生态资本论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