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碳排放核算是准确掌握我国碳排放变化趋势、有效开展各项碳减排工作、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基本前提，是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重要支撑，未来或将成为工业经济的“晴雨表”。

碳核算概念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一系列《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及相关配套文件，对温室气体排放概念及核算方法进行了权威说明。围绕二氧化碳排放量（简称“碳排放”）的核算工作也因此成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重中之重。碳排放主要来自能源利用及部分工业生产过程，这两个来源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如下。

核算能源利用碳排放的主流做法包括部门法和参考法两种。部门法主要是以各个经济部门活动为核算对象，以一定时间段（如1年）内的分品种燃料消耗，与燃料的低位热值、单位热值的碳含量及氧化率三个参数相乘（这三个参数相乘，即可看作是能源碳排放因子），得到各部门碳排放量，然后再加总得到经济活动中能源利用产生的碳排放总量。

相比部门法，参考法以化石能源（煤、油、气）的表观消费量为基础数据，再分别乘上平均碳排放因子得到总的碳排放量。参考法相对粗略，在当前编制国家碳排放清单过程中主要用于从宏观趋势上校验部门法的计算结果。不过基于参考法的核算工作比较方便快捷，在掌握各品种能源碳排放因子变化规律的前提下，可根据能源统计的宏观结果方便地开展碳排放年度核算工作。

工业成碳核算重点

我国的碳排放总量和增量在世界上都是排名第一。其中，工业是中国主要的能源消费者，也是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因此，管理工业园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对于实现国家的缓解气候变化目标和低碳化转型至关重要。

编制排放清单是分析工业园区的排放模式，进而确定其驱动和制约因素的第一步。准确的工业园区排放量核算有助于工业园区设计具体的减排战略，也有助于政府评估园区的低碳化水平。

当前，对于国家和区域尺度的核算方法和框架有很多讨论，一些研究更深入聚焦到城市尺度。然而，对于工业园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算更具挑战性，主要原因是缺乏一致的核算方法和数据来源。工业园区大多具有产业集群的特点，需要在企业或工业部门一级运用详细的核算方法，为行政单位（国家／省／市）设计的排放量核算方法不适合工业园区级的排放量核算。

以往关于工业园区碳排放的探究，在数据测量、数据收集和计算方法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导致了不一致的结果。此外，以往大多数排放量核算方法都是为一两个特定的工业园区设计的，因此这些方法不能普遍使用。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核算范围，并随后产生不同部门和能源类型的排放清单，使不同工业园区的排放量不一致且彼此之间无法比较。

碳排放核算工作抓紧升级

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处于发展与完善中，中国统一碳市场已经正式启动，全国碳市场也将在不久的将来正式开始交易。尽管我国碳交易市场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但发展水平并不均衡，而且发展行业较单一。

在双碳目标的压力，及国际碳排放核算方法体系持续更新的情况下，对我国完善碳排放核算方法体系提出了新挑战，我国亟须全面升级碳排放核算工作。

2019年5月，IPCC第四十九次全会通过了《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2019修订版》，与《IPCC清单指南2006》和《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13年增补：湿地》联合使用，成为世界各国编制温室气体清单的最新方法和规则。

与已有方法相比，新方法体系代表了最新科学认知和技术进展，排放因子更加精细化，排放因子与活动水平的分类更加科学合理。同时，新版指南首次完整提出基于大气浓度（遥感测量和地面基站测量相结合）反演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做法。这将成为全球和区域尺度下检验和校准温室气体排放结果的重要手段。

鉴于我国目前的碳排放核算方法仍以《IPCC清单指南1996》为主，若不加快学习引进，将比国际最新核算技术落后两代，这对提高我国核算结果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十分不利。而且，我国在碳排放实测技术方面还没有与5G、大数据、云计算等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有机结合，尚未在重点领域形成现实有效的实测技术体系和产品设备，在碳卫星应用等方面也还处于早期探索阶段，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已有优势，尽早达到国际最新技术水平。

另外，随着全球碳市场的建设，以碳核查、认证为前提的数据互认将成为国际碳排放合作的前提，国内具备相关资质的公司有望受益。目前，深圳华测国际认证有限公司完成碳交易试点省市和非碳交易试点省市控排企业和／或重点能耗企业的碳排放核查项目超过1500个。国检集团（603060）具备清洁发展机制（CDM）和核证碳标准（VCS）资质。还包括先河环保、雪迪龙等，都将一起建设完善中国的碳排放核算市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