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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雾霾”下能源综合治理之道

2014-02-12 09:36
论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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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上,当面临某种问题、探究解决方案的时候,人们通常倾向于去寻找单一性的、决定性的因素,以更有效率地解决问题。当下,面临“雾霾”带来的心理与生理 上的负面影响,这种思维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因为人们发现:造成“雾霾”的原因众多,仅就能源方面而言,交通拥堵、油品质量、燃煤污染等都是显著的因素。并且,没有任何一种污染物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却都是重要的“祸端”,“抓牛鼻子”有点无处可抓。此种情况下,“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是人们迅速与自然关系的反应。笔者以“如何减少燃煤污染”为例,讨论一下何谓“综合治理”。

  减少燃煤污染存在

  多种途径、技术可供选择

  如果能在末端实现各种污染物的零排放,那么从整体上看,煤炭就是“零排放绿色能源了。”事实上,煤炭清洁化利用一直是解决“脏”煤炭问题的途径,也存在着从煤炭洗选、加工到转化的众多技术路线,包括煤多联产、煤化工中提高排放标准等。如果从减少煤炭使用的角度看,提高煤炭利用效率(比如采用更先进的IGCC代替传统亚临界机组),降低使用煤炭的活动水平(比如以分布式供暖代替集中供暖,关停钢铁产能以减少焦炭需求),进行燃料替代(用天然气代替煤炭)等,可供选择非常多。所有这些途径与技术如果采用,对减缓雾霾都将是有效的。

  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从哪个角度、哪个技术入手最合适,这需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思维方式。

  要实现既定的治霾目标,在存在多种选择的情况下,成本最小的减排方案显然应是政策与行动最优先的着力点,然后是成本次小的,逐级扩大。这就是经济学一般理论上讲的成本有效性,这是能够保证推行一项政策的收益大于支出,也就是具有效率的必要条件。就雾霾问题而言,不同的途径与技术的成本排序如何呢?可以结合技术的现状进行分析与比较。就目前的讨论而言,关停煤炭的散烧取暖被普遍认为减排成本最低,因为其排放强度可能是大型电厂的上百倍到几千倍。这一点基本是共识。但是,从有些技术的角度来比较,结论就不是那么显然了。其主要原因是,我国价格信号的传导还很不顺畅,不同部门、不同地区面临着太多“特定”的价格体系。

  比如东部地区要实现减排,到底是本地进一步提高排放集约度,还是通过将污染转移到西部,输电实现减排更合适的问题。本地进一步提高集约度,意味着成本的上升,并且由于既有标准(比如电厂)已经很高,其进一步提升的难度很大,但是输电同样面临着西部增加排放损失、长距离输送高损耗带来的成本增加等问题。这就需要细致的经济分析。

  实现政策目标的政策工具

  传统上,我国习惯上采用“命令-控制”型的治理模式,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目标的逐层分解考核,对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区分需要并不强烈。但是,随着市场体系的建立,企业作为自主经营主体地位的取得,“目标的分解与考核”的效果越来越差,而且与“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的目标相矛盾。这一情况下,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工具,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就有探讨的必要。

  传统上,政府可以采用的产业政策工具有两大类,即税收政策与财政政策,也就是通过“税”与“补贴”的方式去改变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对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产生政府期望方向的引导,以最终实现目标。“排放-贸易”体系对排放总量进行了限制,理论上具有与相应排放税政策相同的政策效果。

  典型的例子比如电力短期竞价市场。市场价格的形成,在于各发电厂商基于自身的可变成本报价,最终满足需求的“边际厂商”的报价形成市场价格,而其他厂商获得相应的“租金”。一般情况下,天然气的价格要远大于煤炭,因此天然气发电比煤电厂更有可能成为“边际厂商”,无法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与利用率。但是,煤电厂的排放比天然气电厂大,这一结果无疑将会增大环境的负担。如果这一结果并非政府决策者所期望的,那么通过加征碳税,在一个足够高的水平下,煤电厂与天然气电厂的这种排序就有可能倒转,从而实现决策者降低污染物排放的正常目标。

  这是欧盟建立碳交易市场,以促进能源转型的理论与政策背景。但是,现实的发展超出了政策设计者的预期,经济增长的乏力、导致了非常低的碳价格水平,对实现目标的提拉作用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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