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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和环保如何兼顾?

导读: 全球减排陷入僵局,非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减排责任的理解不同,发展中国家当中,能源出产国、进口国、潜在的能源消耗大国,以及人口较少使得耗能扩展空间较低的国家的对立也很严重。

  全球范围内,民间发起开展的公民环保运动已有不算短的历史。这项运动是促成人们尊重和保护自然,从而避免引发环境崩溃危机的重要推动力。在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环保、可持续、节能减排成为了重要议题。在商业和社会领域,公民环保运动成功的将环保纳入到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政府管制范畴之中,许多高污染企业被提前关闭,不少跨国公司也乐于在本企业业务范围之外向包括环保在内的公益项目捐资。节能低碳的生活方式也从一种另类选择,开始变得更为普遍。

  尽管如此,上述做法并不足以抵消经济和社会运转的环境影响。全球减排陷入僵局,非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减排责任的理解不同,发展中国家当中,能源出产国、进口国、潜在的能源消耗大国,以及人口较少使得耗能扩展空间较低的国家的对立也很严重。同样的争执还出现在许多国家国内,各地区提出了能源使用权益、节能减排义务等方面的不同诉求。

  对于企业和普通人来说,环保至今仍然主要意味着责任,或者更具体说是一种义务。有经济学家认为,企业除了赢利、创造就业岗位之外,没必要承担包括环保责任在内的社会责任。如前述,即便是许多热衷于参与公益捐资的跨国公司,也多是向本企业业务范围之外的领域开展投入,旨在树立所谓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正是这些企业,在其业务范围内仍不受制约的消耗能源和完成排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普通人目前可选择的低碳生活,本质上是一种高价格、低品质的生活方式,这削弱了其推广的动力和可能。

  走出环保困境,需要通过市场力量而非少数人的道德自觉来实现。美国投资银行家、大自然保护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克·特瑟克和科学作家乔纳森·亚当斯合著的《大自然的财富:一本由自然资本引领的商业模式革命》一书就指出,自然及自然资源的保护,有必要引入市场原则,对大自然定价,不仅使得保护自然变得有利可图,而且让投向环保的资本可以从其收益中分成,建立起一套新型的商业模式。

  人们往往并没有意识到,自然资源的现有价格过低。以自来水费为例,这部分费用其实只包括取水后的处理和输送成本,水其实是免费的。这样一来,保护水资源及涵养水源的自然环境,就只能另行投入。反过来,那些居住在城市水源地附近的农牧民、小城镇居民,也并不会因为配合保护水源而获得收入(政府也拿不出这笔钱),这就让水源地保护与水源地地区居民从事某些产业、改善生活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矛盾。

  《大自然的财富:一本由自然资本引领的商业模式革命》书中介绍了美国纽约破解上述困境的做法。美国纽约19世纪初迎来了城市急剧扩容、水源需求急速提高的时期。为了满足需求,纽约官方投资建造了延伸至城市边缘以外25公里的引水管道系统,从克罗顿河引水;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又新建了从拥有茂密森林和充沛水源的卡茨基尔引水的项目。20世纪80年代,纽约市开始面临水源地污染问题,有人建议修建过滤厂,但这将不可避免带来天价的自来水费和管道改造费用,不仅纽约市财政无法承受,而且也必然引发市民强烈不满。

  时任纽约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兼城市用水和管道主导阿尔·阿普尔顿则希望,将公共资金花在对原有集水区的保护之上。在他为首的一些官员看来,预防污染的耗费要比治理和过滤受到污染的水低得多。政府、议会、公众历时7年的讨论结束后,纽约市花费了15亿美元买入了水源地的土地,修建了雨水管道和化粪系统,升级换代了当时的下水工厂,这就减少了可能出现的大部分工业污染。非但如此,纽约市还向水源地农场、农民付费,让他们实现生态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清洁的水源也成为农场和农民的“产品”。最终,纽约市政府、市民、水源地居民实现了“三赢”:政府避免了过滤厂项目带来更高水费从而引起公民抗议的风险;市民获得了更加清洁可靠而相对低价的自来水;水源地居民通过保护纽约市的水源而获得了收入。此外,水源地的生态环境也得以进一步改善。

  书中还叙述了在渔业、粮食生产、城市环保等领域,引入自然定价基础上的新型保护开发模式的案例。这些领域过去一直存在生产经营者与环保人士(组织)的尖锐矛盾。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和美国环保协会通过与渔民的沟通洽谈,由前者出资买下各种鱼类的栖息地以及部分拖网捕捞船、捕捞许可,后者承诺不在前者权属区域捕捞。美国政府后来也加入到前者的行列之中。这项合作带来了让渔民们意想不到的收益,在更少的区域能捕捞到品相更好的鱼产品;而对于TNC和美国政府来说,渔船意外捕捞造成的幼鱼死亡数量大大减少,珊瑚和海绵不再受到拖网的威胁,海洋环境得以部分恢复,海洋生物多样性得到了保障。

  美国大型农业企业嘉吉公司、全球最大连锁快餐机构麦当劳和一家环保组织“绿色空间”的合作,实现了这两家大企业的原料供应国家巴西的森林重建,降低了森林砍伐速度。其具体合作模式是,三家合作者要求巴西农场、农民标注产品出产地,并通过卫星监测,拒收2006年之后将亚马孙森林砍伐新垦为耕地出产的大豆等产品。事实上,森林乱砍乱伐、新增耕地的减少,不仅更有效的保护了亚马孙森林,而且还实现了更稳定的原料采购价格,让巴西农民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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